中国开始进入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可以推知,它不仅对我国及沿线国家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一定的激荡。

      近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同领导力》创新研讨会“传统文化与现代领导艺术”分会场上,对如何发挥语言服务功能,让语言更好地为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服务,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语言服务功能建设,应邀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中国国内粤港澳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及文化企业界人士纷纷各抒己见。

      广东省教育系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长期参与文化研究交流及宣传活动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及高级讲师、中州大学书画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青年女书法家伍丽钧提出以下的看法:助力“一带一路”发展,增强语言服务能力势在必行。推进“一带一路”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保障。应该怎样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推进相关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促进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和国家语言事业?这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这“五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基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文化融通这一核心层面。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有效沟通。只有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获得信任,别人才会支持你铺路架桥、经贸往来、合作发展。

      事实上,中外史料都充分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古代丝绸之路就是语言文化通融的典范。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兴盛千年,其关键恐怕就在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相伴而行、相得益彰。叙利亚东部的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属于公元一世纪的汉字文锦,可证“丝绸之路”输送到西亚甚至欧洲的不仅是丝绸等物品,带去的还有汉语汉字等文化。反之,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也影响巨大。东汉以来,佛教传入并本土化,形成了所谓“儒释道”鼎力之势;在元代,波斯语几成朝廷通用语之一,仅次于蒙古语和汉语,朝廷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甚至一些地方接待国外客人还专门表演外语歌曲。语言的借用也记录了文化的交融,域外语言吸收汉语的“丝”“茶”、“瓷”、“秦”、“船”、“钞”等,汉语吸收域外语言的“葡萄”、“狮子”、“佛”、“因果”等等,无不表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有机互动和成功结合。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文化的融通也应是必不可少的。

      现实中也有很多以语言文化融通促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石油企业尊重当地文化,学习当地语言,积极为所在地培训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为当地公益事业作贡献,赢得了当地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表明语言文化通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语言需求丰富多样,语言是交际工具,任何基础建设、经贸往来都离不开语言沟通,语言文化融通需求。在语言人才需求上,要保障专门语言人才及“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平衡。语言服务,人才是核心。要提高语言服务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培养语言人才。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过程,且事关长远之计。时不我待,为保长久之用,必须从现在抓起。就我国语言国情而言,语言人才的培养,这几个方面至关重要。第一,改善语种结构;第二,提升人才标准;第三,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第四,创新培养模式。

      语言人才对语言产品的合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方方面面的语言需求,也必然带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的需求。而由于过去我国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相关的语言产品比较贫乏,无疑需要加快研发。例如便携式多语言翻译器、跨语文阅读器、高速率不同文字输入法等等。第三,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就是以不同语言文字为元素或为载体的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娱乐产品。例如适合跨语种消费的文学作品、影视戏剧、文化知识读本、学术著作、游戏、玩具等等。

      提升语言服务能力是势在必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必将带来不同层面的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努力回应这些需求,是语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责任,也是推动语言学科及相关事业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普遍的语言服务意识还没有形成,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再加上,我们过去把主要目光投向欧美主要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无论是熟悉的语种数量、可用的语言人才,还是语言产品及相关的语言服务,都离“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语言需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增强语言服务意识,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已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

      适应“一带一路”的专门的语言规划尤为重要。“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余种,而目前内地教授的语种仅20种。[10]尽管全国学习外语的绝对人数很多,但绝大多数学习的是英语。由此可知,我国外语资源贫乏,不仅语种不多,而且语种结构不合理。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看,更是难于满足未来之用。因此,通过调整专业布局、增加语种数量、改善语种结构,来加快语言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各有差异,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尽快统筹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以便协调有关工作,全面推进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以有效应对各种语言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语言保障。

      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行动。北外今年上半年新增了蒙古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及菲律宾语4个语种,下半年还将新开设3个语种,届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语言专业种类将达到70种。广外在原有的19个非通用语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将新增马来语和乌尔都语两个专业;未来5年,还将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再增加3至5个非通用语专业,如希腊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等。

      语言文字资源,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语言文字自身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可以从中继承和借鉴生动活泼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丰富当代文化表现形式,而且也可在内容上挖掘和弘扬其中体现相关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精神,借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语言文化资源打造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旅游发展。

      此外,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研发功能各异、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生动活泼、切合所在国家和地区国情民情的语言文化产品,也是语言服务的应有之义。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必将带动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将沿着“一带一路”再次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以崭新的时代特点,进入沿线国家,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撰稿:彭玮素  潘建扬)

【来源：大众新闻网】